东罗马帝国与蒙古帝国的联姻，始于1265年，当时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将自己的私生女玛丽亚·帕里奥列格送至大不里士，与伊尔汗国的统治者旭烈兀联姻。由于旭烈兀的突然去世，根据蒙古贵族的收继婚风俗，他的继承人阿巴哈迎娶了玛丽亚。这一联姻政策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内，为拜占庭与蒙古人建立了相对牢靠的外交联盟。
拜占庭帝国与蒙古帝国的联姻，源于帝国实力衰弱，需要稳定的外交关系来保障帝国的生存。而同一时期的蒙古西征，对小亚细亚与地中海的秩序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冲击。关于这一联姻的原始史料，主要存在于拜占庭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如阿克罗波利斯的《历史》和帕奇梅尔斯的《历史关系》中。这些作品为双方的联姻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
伊尔汗国的史学家拉施特在他的《史集》中，也多次提到两国联姻的达成和对当时国际局势造成的影响。此外，亚美尼亚、叙利亚的史学家们，作为第三方见证者，也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拜占庭公主在蒙古帝国的经历，为重要的参考史料。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游记中，也记录了他亲眼见证的拜占庭公主与金帐汗国的互动。
国内外关于这一时期拜占庭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不少，但较少以拜占庭与蒙古的联姻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本文将以拜占庭与蒙古的联姻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背景、过程及评价，从地缘关系与跨文化视角出发，评价这一持续大半个世纪的联姻政策。
拜占庭帝国与蒙古帝国的联姻，首先体现在拜占庭帝国与蒙古帝国联姻的动机上，即稳定地区局势和获取军事援助。拜占庭通过联姻的方式，避免了蒙古入侵带来的破坏，并且得到了一定的军事援助。此外，拜占庭帝国通过与蒙古帝国的联姻，在文化层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玛丽亚在大不里士修建教堂，对拜都汗宗教信仰的影响，以及“蒙古公主”所资助、以她之名保存至今的教堂，都是这一时期拜占庭文化影响力的佐证。
然而，拜占庭帝国与蒙古帝国的联姻也有其负面影响。首先，远嫁蒙古的公主无一不是皇室私生女，这种区别对待使得对蒙古人的了解并不够深入，自然无法在现有的基础上展开更深层次的外交以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其次，蒙古西征对小亚细亚地区的破坏也是不可忽视的，新的土库曼与突厥部落雨后春笋般涌现，冲击着拜占庭帝国在这一地区本就摇摇欲坠的统治。
综上所述，拜占庭帝国通过与蒙古帝国的联姻，获取了很多事半功倍的收益，并且利用出色的外交手段，谋取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但由于其他战线的损失以及一定程度上战略判断层面的失误，未能将与蒙古帝国联姻结成的同盟转化为帝国的救命稻草。这一联姻政策在拜占庭帝国的外交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拜占庭与蒙古帝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